黨中央刊物是怎么從上海運到東北的
提要
一九二八年冬，營口轉運站黨支部成立，主要任務是把黨中央的重要出版物由上海轉運至中共滿洲省委，再分發(fā)到東北各地。營口轉運站工作僅一年，轉運了三批重要刊物、文件。其實，黨中央一直重視營口黨組織的發(fā)展。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建立黨小組，成立營口縣立師范中學校黨支部，后來又派歐陽強到營口，建立中共營口特支，把工人運動推向高潮。
營口港：轉運紅色刊物最佳地點
在營口市西市區(qū)有個中共奉天支部營口小組紀念館，正在展出黨的早期刊物，大部分是二十世紀20年代印刷的紅色書刊。這些書刊是從上海通過營口轉運站輸送到東北各地的，它們見證了營口轉運站黨支部一段曲折的斗爭史。
史料記載，1924年5月，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為迎接大革命的勝利和準備組織上海武裝起義，決定加強宣傳出版工作，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發(fā)行部，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兼任部長，毛澤民任經理。中共中央出版發(fā)行部通過報紙、刊物、圖書、文件、資料等及時傳達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傳播馬克思主義，指導各級黨組織領導和開展革命斗爭。
營口市西市區(qū)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副主任張亞卓告訴記者，二十世紀20年代，營口是東北地區(qū)重要的通商口岸，與上海的航運往來頻繁，又有溝營線和中東鐵路支線直達營口，是上海與東北往來最便捷的通道。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在營口建立交通聯(lián)絡機關，計劃通過設在上海的中華海員總工會，由海員中的中共黨員或赤色工會會員，將黨中央的文件、書籍、報刊從上海運到營口，再轉運到奉天及東北各地。
營口市檔案史志管理中心主任韓曉東介紹，為了配合黨中央的宣傳工作，1928年冬，中共滿洲省委派共產黨員廖如愿到營口，負責打通一條黨中央同東北黨組織和中共滿洲省委直接聯(lián)系的秘密通道，建立中共中央出版發(fā)行部營口轉運站。廖如愿來到營口后，面對的局面相當復雜。在中共滿洲省委向黨中央的報告中這樣描述：“營口沒有一點基礎，廖同志此次去，完全是墾荒工作。且廖是南方人，在漁局當職，不能用全部時間去工作。過一相當時間還得抽調干部去。”廖如愿通過親屬關系在營口奉天漁業(yè)商船保護局稽查科謀得了一個職位。不久，廖如愿結識了行政科科長傅紀方和夏鳳洲。傅紀方早前在董必武的影響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來到營口水產學校和營口奉天漁業(yè)商船保護局工作。夏鳳洲與傅紀方是同鄉(xiāng)，大革命時期曾在家鄉(xiāng)搞過農民協(xié)會，后經傅紀方介紹來到漁業(yè)局財政科當雇員，兩人關系密切。
廖如愿經過考察和了解，代表中共滿洲省委恢復了傅紀方的黨員身份，又發(fā)展夏鳳洲為團員。經中共滿洲省委批準，在營口奉天漁業(yè)商船保護局建立了營口轉運站黨支部，廖如愿任支部書記。營口轉運站黨支部的任務就是接收黨中央從上海運來的文件和報刊，轉運到中共滿洲省委，再發(fā)送到東北各地，同時將中共滿洲省委的報告、刊物通過轉運站送給海員，呈報黨中央。
轉運站：一年輸送三批重要文件
韓曉東說：“營口轉運站黨支部的建立，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在東北的傳播，為營口黨組織的壯大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1929年3月，遼河解凍，海運恢復正常。剛剛成立的營口轉運站黨支部積極準備接收由上海運來的秘密文件和書報。此時，廖如愿調走，營口轉運站工作由夏鳳洲負責。
1929年5月14日，中共滿洲省委在給中共中央的《第十四號函》中匯報說：“營口機關（指營口轉運站）已建妥，請即告知船名、人名、職守及接頭方法，至盼！”隨后，營口轉運站的同志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船名、人名、職守及接頭方法等，負責接收黨中央由上海發(fā)出的書報、文件，再轉運至中共滿洲省委。
營口轉運站的共產黨員與碼頭、車站、鐵路上的軍警、密探周旋，斗智斗勇，先后將三批由上海運來的文件、資料、報刊轉送到中共滿洲省委，其中有《布爾什維克》《紅旗》《紅旗周報》《黨的建設》等，每次百余冊。
1929年10月至11月間，廖如愿代表中共滿洲省委到營口檢查轉運站和黨支部的工作。11月，中共滿洲省委在《滿洲省委通告第七號》中指出：“發(fā)行分配工作是和目前黨‘保護蘇聯(lián)’‘反對軍閥戰(zhàn)爭’的中心政治任務有密切聯(lián)系的一部分工作……經常把黨的宣傳品多量地分散到群眾中去……是每個共產黨員更非常重要的部分工作。”
東北各地陸續(xù)出現(xiàn)的紅色書刊，令反動當局和日本軍警萬分恐慌。于是，他們嚴密封鎖、搜查紅色書刊途經的滿鐵路段和船舶運輸港口，紅色書刊轉運工作受阻，到1930年初，營口轉運站工作被迫中止。
1930年5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派原團省委機關秘書陶翙鳴、李芳夫婦到營口，以開小書店為掩護，準備恢復營口轉運站的工作，但由于當時白色恐怖嚴重，反動當局對海上和鐵路進行了更加嚴密的封鎖和盤查，轉運站的工作沒有開展起來。
歐陽強：建立營口特支，領導工人運動
記者在中共奉天支部營口小組紀念館里，看到一份1922年2月12日出版的《工人周刊》，這是歐陽強與鄧福林在營口領導工人運動時，宣傳進步思想，給工人閱讀的。
因為營口的便利條件，黨中央一直重視在營口建立黨組織。史料記載，早在1924年1月，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全國鐵路總工會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鄧培就派歐陽強到北寧路溝營鐵路和營口港考察，準備在營口建立黨組織，領導工人運動。
營口轉運站工作被迫中止后，黨組織工作并沒有停止。1930年3月，中共滿洲省委派溝幫子特別支部書記歐陽強到營口河北火車站機務段工作，負責秘密籌建中共營口特別支部。5月初，陶翙鳴和李芳夫婦來到營口，協(xié)助歐陽強開展黨的工作。他們和工人交朋友，發(fā)展積極分子，先后介紹鄧福林、熊殿瑞、王玉珍、李洪柱四人入黨。根據(jù)中共滿洲省委的指示，正式組建中國共產黨營口特別支部委員會，歐陽強任特支書記，陶翙鳴、李芳任特支委員。
營口特支成立后，確定以營口鐵路為中心，在工人中建立赤色工會組織，開展斗爭。當時，在營口河北火車站地區(qū)集中了很多鐵路工人，營口特支決定將支部的活動據(jù)點設在居住在此的機務段工人、共產黨員熊殿瑞家。
為了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在歐陽強的主持下，營口特支還在附近建立了一所“工余學校”，幫助工人學習文化。“工余學校”實際上成為工人學習、開會、活動的中心。營口特支又把工會組織恢復起來，發(fā)展會員七八十人，成為堅強有力的戰(zhàn)斗集體。
1930年8月，中共營口特支帶領工人向鐵路當局提出增加工資、要煤、要房的要求。特支內部作了分工：歐陽強負責機務段，熊殿瑞、李洪柱負責工務段，鄧福林負責車站。他們分頭發(fā)動工人，嚴密地組織工人統(tǒng)一行動。
一天清晨，上班的汽笛剛剛拉響，幾百名工人分別包圍了工務段、機務段和車站站長辦公室。機務段段長很緊張，臉冒虛汗，聽說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要煤、要房，慌忙說：“你們大家別吵吵，選出一個代表來。”工人憤怒地高喊：“我們沒有代表，你馬上給答復！”段長軟磨硬泡地說：“你們這樣可不好，要求增加工資、要煤、要房，我也解決不了，我得走個行文向上級請示。”當時工人們喊聲一片，限鐵路局一天答復，否則全體罷工。段長只得答應工人們的要求，這場斗爭以工人的勝利宣告結束。
1931年2月8日，歐陽強當選為中共滿洲省委委員，熊殿瑞當選為中共滿洲省委候補委員，接任營口特支書記。歐陽強和熊殿瑞密切配合，共同領導了鐵路職工和市內工人、學生抵制日貨運動。他們在營口車站公開打出標語：“不收日幣，不拉日本人，不運日貨”“對國貨運輸?shù)皖~收費”“對購買日貨的人給予制裁”。這些行動，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營口特支停止活動。（記者 吳 限）